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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比特幣們”能讓世界避免經濟危機嗎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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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11 月的時候,《上週今夜秀》主持人John Oliver曾經斷言,2016 年是“最糟糕的一年”。2017年底,有人在社交媒體上問:“如何總結過去的2017 年?”有人回答:“你現在還認為2016 年是最糟糕的一年嗎?”現在看來,John Oliver的預測應該改成“ 2016是史上最糟糕的一年,但也是未來十年內最好的一年。”

在1997年的賀歲劇《甲方乙方》中,電影末尾葛優說:“1997年過去了,我很懷念它”。現在,2018年又過去了,有什麼值得我們懷念的嗎?

過去這一年,世界各大經濟體走得磕磕絆絆。

歐盟委員會以“意大利沒有遵循財政紀律要求”為由,駁回了意大利2019年2.4%的赤字率預算案;

美國對外發動“貿易戰”,加拿大、墨西哥、歐盟、中國等國家和地區焦灼應對加徵關稅、出口禁令等懲罰性措施;

創業明星成老賴,遠赴大洋彼岸繼續“尋夢”;

“京城IT四少”之一,茅侃侃用“我愛你不後悔,也尊重故事的結尾”給自己寫下最後註腳;

在2018年中國股市最後一個交易日中,滬指、深指、創業板分別以下跌24.59%、34.42%、28.65%結束2018年的行程;

曾經估值10000億美元的Apple遭遇滑鐵盧,三個月內市值內跌去一個Facebook,今年1月4日股票下跌9.96%,市值蒸發700億美元。

2018年,居然是“躺贏”的一年。創業的、炒房的、買股票的、買幣的,都被按在地板上用力摩擦。然而,你不做任何投資和理財,只要躺著不動,就能贏99%的人。

“預測超準”的中金分析師王漢鋒回應質疑道:“這讓大家知道像我這樣的普通人,在年初有怎樣的憧憬,在年底又有怎樣的失落。”

2018年,伴隨經濟持續低迷,大家一遍遍溫習“經濟危機10年周期”規律。掐指一算,寒冬降臨。

在經濟學史上,有很多應對經危機的方式。圍繞“自由”和“干預”兩大核心,展開的經濟制度辯論延續差不多兩個世紀,二者當然各有所長,但大多能解“近渴”,解不了“遠憂”。

“自由”和“干預”

主流經濟學理論大致分為兩派:市場自由主義和政府乾預主義。

從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,世界進入電氣時代。當時雖然工業股票成為股市香餑餑,但是在隨後20多年裡,道瓊斯指數年化增長只有3.2%。

進入20世紀20年代後,反轉發生,從1924年到1929年,道瓊斯指數連漲6年,這是互聯網泡沫之前,道瓊斯指數連續上漲的最高記錄。

很多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把這個功勞推給了美國第30任總統,Calvin Coolidge(卡爾文·庫利奇),他宣稱“美國的事業就是商業”。Coolidge寡言少語,不干涉經濟,自由主義政策成就了當時美國股市的繁榮。

然而,在後來的發展中,“自由”逐漸顯現問題。於是在經濟危機中,“干預”強心針起到了緩解作用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截至當下,“自由”和“干預”都沒法避免經濟危機的宰殺。

“自由”和“干預”注定無解?

不論是Coolidge還是胡佛,都認為對商業的干涉越少越好,採用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,為美國迎來了十幾年的輝煌。道瓊斯指數從100點到200點用了22年時間,而從200點到300點僅用了一年多的時間。1928年12月31日,道瓊斯指數突破300點,以全年48%的增長完美收官。

然而,僅10個月後,1929年10月24日,華爾街股市便迎來暴跌。在這個“黑色星期四”,金融全面崩潰。彼時紐約街頭飄揚著一首童謠:“梅隆拉響汽笛,胡佛敲起鐘。華爾街發出信號,美國往地獄裡衝!”千千萬萬人陷入了生存掙扎,失業率從3.2%上升到8.7%。“千百萬人只因像畜生那樣生活,才免於死亡。”(《光榮與夢想》)

與此同時,凱恩斯主義迎風起浪,越來越多的呼聲要求政府乾預經濟,於是政府出手,很快便讓美國經濟見效。凱恩斯也因此被譽為“戰後繁榮之父”。事實上,政府乾預經濟理論是在自由經濟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,它的功效可以用一個成語形容——“揚湯止沸”,只能解決一時的危機。

從另一方面來看,凱恩斯曾說過:“長期來看我們都死了”。這也許是對經濟危機來臨時的悲觀表現,但長遠看起來更像是一種預測。朗咸平曾經對凱恩斯主義有一個絕妙的比喻,他把經濟比作人體,凱恩斯主義比作強心針,每當人體出了病患問題時,不問青紅皂白,先來一劑強心針,來換得暫時的精神抖擻,這樣一味打強心針,最終會對人體造成致命傷害。

面對同樣的問題,哈耶克主導的自由經濟主義,倡導“危中有機”,它通過實行積極的產業政策,重新配置公共資源,這種方法被譽為“良醫”。

但在時間的檢驗下,問題也逐漸凸顯。堅持這一主義的經濟學家嘴邊經常說一句話:“in the long run”,見效太慢了,具體要多久才算long,這實在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。

如果在危機時期,採取政府乾預經濟政策是寅吃卯糧,用力過度。可是抱歉,在市場自由主義下,你活不到卯時。

經濟危機為何而來?

值得關注的是,奧地利學派準確預言了1929年和2008年兩次全球重大經濟危機。但是關於兩次經濟危機發生的原因,許多經濟學家都從自己的角度出發,分析各中原因,至今沒有蓋棺定論。

在大部分人意識裡,工業時代的經濟危機大多來自於生產過剩,近代的經濟危機則大多是由債務危機引起的。由於凱恩斯主義的盛行,靠擴大信貸、債務規模來刺激經濟的手段就沒停過。這個觀點沒錯,但不夠具體。

經濟學家弗里德曼認為經濟危機純粹就是貨幣問題。弗里德曼認為,如果對通貨膨脹的預期是一致且穩定的,即使每年通貨膨脹20%也不會對經濟造成影響,每個人在參與經濟的時候會自動加上通脹效應。

但這個世界的通脹從來都不是恆定的,2018年,貨幣暴雷讓人咋舌。

土耳其里拉暴跌,全年累積下跌逾40%,其他一系列新興國家貨幣“跟跌”;

阿根廷通脹率一度超過30%,將基準利率升至60%,成為了全球利率最高的國家;

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,歐洲銀行系統壞賬已經超過了8000億歐元。

通脹的不恒定,會造成通貨膨脹預期混亂。為了避免風險,生產者不敢投入,消費者不敢消費,從而造成經濟下行,如果政府採取的刺激政策不恰當,那麼就會進一步加劇通脹預期的混亂,形成惡行循環。

哈耶克則認為經濟危機更多取決於銀行借貸的失衡,所以建議政府完全不要干涉市場,廢除央行對貨幣發行的壟斷,實行貨幣發行自由競爭制度,讓銀行也可以自己發貨幣。

順著這個腦洞大開的建議來梳理,哈耶克認為,貨幣發行不應該被壟斷,而應該在自由競爭的貨幣發行機制下,市場可以自由選擇貨幣,那麼發行方為了自己的貨幣能夠被認可選擇,必然會努力地去維持自己所發貨幣幣值的穩定。劣幣淘汰,良幣循環。

在兩位代表人物看來,經濟危機的到來,都和貨幣發行不無關係。這麼說來,當下火熱的“通證經濟”似乎更契合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觀點,那麼“比特幣們”能決這一問題嗎?

“通證經濟”可以讓世界避免經濟危機嗎?

在了解通證經濟之前,要先了解什麼是通證。通證是一個應用在網絡通訊中的計算機術語,含義為“令牌、信令”。

今天的通證是“加密可流通的數字權益證明”,它是有內在價值的權益憑證,這種憑證一定是以數字形式存在的;此外,通證受密碼學保護,具有無法篡改、隱私性特點;最後,流通的通證才具有價值意義。

回到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思想中,哈耶克的《貨幣的非國家化》顛覆了貨幣制度觀念,允許私人發行貨幣,並自由競爭,這個過程會產生良好的貨幣。

非常巧合的是,通證具有賦權功能,不受人為的影響和束縛,萬物皆可通證化。人人都是經濟體,人人都可以基於自己的權益發行通證。“通證經濟”通過改造生產關係,極大地調動了勞動參與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,可以充分激發出經濟體的活力,促進經濟增長。

事實上在區塊鏈行業裡,一些人之所以有堅定的通證經濟信念,是因為是奧地利學派的忠實粉絲。就比特幣而言,發行量恆定,在10年的時間裡,凝聚了高度的共識,這種共識產生於自發而非強權,所以它才可以被接受並且流動。

此外,儘管在比特幣之後的其他通證經濟體存在通脹,但是通脹是恆定的,人為無法操縱通脹的數值。通脹原因透明公開,風險公開,應對辦法充足。所以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下,哪個經濟體能把通證經濟模型設計好,並且產生良性運行,得到社區的高度共識,那麼這個通證就可以成為良性通證。

目前,經濟下行已經成為必然趨勢,2019不會比2018更好過。面對經濟危機這一世紀難題,通證經濟發展不過短短10年時間,宏觀上還沒有成功的模型供我們參考。但是結合奧地利學派的觀點,通證的自由競爭與貨幣的自由競爭如出一轍,而通證經濟更優越的地方在於通脹是恆定的,誰都無法改變既定規則。在開放環境中,只有競爭才能促進經濟良性循環,降低經濟危機發生的風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