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中本聰「電子現金」夢想看Libra的最大問題是什麽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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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作者邁克爾·J·凱西(Michael J. Casey)是CoinDesk諮詢委員會主席,也是麻省理工學院(MIT)數字貨幣計劃(Digital Currency Initiative)區塊鏈研究的高級顧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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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片來源:pixabay

上週,在對國會山天秤座聽證會的連篇累牘的評論中,有一條來自律師馬可•桑托里(Marco Santori)的短推文,總結了Facebook的這個加密貨幣項目所面臨的核心問題。同時,這也涵蓋了其他任何由企業主導此類努力所遇到的問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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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arco Santori在推文中總結了Facebook的Libra所面臨的核心問題,稱其必須足夠中心化,通過凍結資金來防止非法活動;但同時還需要去中心化,不根據資金的使用歧視參與者。

要理解Facebook及其27位Libra合作夥伴為何陷入這種困境,讓我們回到比特幣的根源——中本聰(Satoshi Nakamoto)尋求解決的核心問題。問題就在那份著名的白皮書副標題上的文字:“電子現金(electronic cash)”。

中本聰一直在追尋一個密碼朋克的夢想。他/她或他們想把隱私帶到數字支付中,把現金交易的線下體驗轉化為在線交易。其理念是:用戶不需要證明自己的身份,就可以在互聯網上與任何人執行交易。就像我不需要每次把鈔票交給別人時都出示證明我是邁克爾•凱西的文件一樣。

這一點很重要,不是因為所有使用現金或比特幣的人都是逃避執法的洗錢者,而是因為身份認證對商業構成了真正的障礙。如果社會對識別他人有興趣——正如金融執法機構會辯稱的那樣,那麼我們必須認識到,這將需要付出放棄經濟活動的巨大代價。

想想來自發展中國家的20億“無銀行服務”的成年人,Libra表面上想要為他們服務。缺乏教育、存在不良信用記錄和不可信的國家發行的身份證,意味著這些人沒有資格在當地銀行開戶(主要是因為這些當地銀行自己必須遵守嚴格的國際“了解你的客戶”程序,以免被外國銀行同行切斷聯繫)。對於世界上很多成年人來說,身份是商業的一個非常現實的障礙。

但你也可以想想那些管理華爾街對沖基金的億萬富翁,或者代表他們進行交易的大型銀行和經紀公司。這些人都不希望自己在買賣股票、債券或大宗商品時暴露身份,因為這樣會對他們的交易帶來不利影響。

身份也限制了可替代性。正如我之前所說的,如果不知道錢的過去記錄,那麼這些錢是最有用的。任何1美元或單個比特幣的價值必須與其他任何一美元或比特幣相同。但如果我收到了1美元或比特幣,由於它參與了之前的交易,因此可能會受到法律或執法部門的索賠,由此帶來的不確定性必然會降低它的效用。這導致貨幣可替代性的枯竭。至於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,只要問問那些在經紀公司或其他實體有賬戶的人就知道了,他們的資產因為一些他們自己沒有參與的刑事或民事訴訟而被凍結。

因此隱私很重要。如果我們要將數字化、無國界的商業帶到盡可能廣泛的用戶群,並擴大全球經濟,我們必須爭取保證隱私。

隱私技術遇到日益增長的監視

遺憾的是,比特幣未能獲得足夠的隱私,至少在最初的形式是這樣。為什麼?因為它的公開賬本是公開的。

當與符合法律的加密貨幣交易所的“了解您的客戶(KYC)”流程相結合時,它的可跟踪性意味著用戶可以相對容易地與過去的交易連接在一起,只要他們在其中任何一個交易點被標記。

正是這個問題催生了Zcash和Monero等隱私保護更強的加密貨幣,同時還發明了比特幣混合器,以及Mimblewimble等用於模糊交易軌蹟的潛在側鏈解決方案。

值得注意的是,與此同時,監管機構正在擴大監視的加密貨幣範圍。例如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(FATF)的新規,要求用戶透露越來越多的信息,加密貨幣開發人員正在推動其向相反的方向發展:更多隱私性、更多自我託管、更多的無需信任的交易解決方案、用戶自治。他們正在努力實現電子現金的目標。

這裡的問題是:如果您不是構建在一個完全去中心化的、無需許可的系統之上,那麼就不可能保證用戶的隱私。如果維護賬本的節點被標識為屬於一個特定的授權驗證者列表,例如天秤座協會的28個成員——當他們希望或者他們將會對交易進行審查或者撤銷時,當局可以並且將會要求用戶的身份。他們這樣做是為了達到反洗錢或反恐怖主義融資的目標,或者,更諷刺的是,他們會提出這樣的要求,僅僅是為了控制人民。

Facebook Calibra負責人大衛•馬庫斯(David Marcus)當然別無選擇,只能發誓,Facebook的Libra應用程序Calibra將遵守KYC的要求,並配合反洗錢行動。這在法律上是顯而易見的。不過,這並不重要,因為執法機構只要通過一點點跨界合作,就能讓天秤座協會成員信守諾言。

這就是Santori提到的“別擔心,我們是中心化的”這一分岔論點。這是一種保證,告訴你“你知道在哪裡能找到我。”

問題在於,美國人民——以及他們的立法者,在這些問題上有點精神分裂。這是因為,在科技公司的數據收集方面,隱私問題也越來越受到關注,尤其是在Facebook上。令人吃驚的是——事實上,令人滿意的是——立法者們解決這些擔憂時提出了多少問題,他們要求確保Calibra不會利用人們的個人數據。

實際上,馬庫斯的回答是:“別擔心,我們是去中心化的。”他的想法是,Libra的這種結構不允許任何成員侵犯用戶的隱私。

所以,這是一個矛盾,但從定義上講,這個矛盾並不出現在比特幣或其他去中心化加密貨幣中,更準確地說,“你不知道在哪裡能找到我。”(事實上,在這種情況下並不存在“我”。)

在很多方面,這種矛盾並不是Facebook參與這個項目的結果,也不是Libra本身的結構,而是公共利益的競爭。我們不能魚與熊掌兼得。我們不能同時堅持絕對隱私,並且獲得乾預交易以抓住壞人洗錢的力量。

我認為,答案在於技術、制度設計和一種更富創造性的監管方法的結合,而不幸的是,這種方法目前還不存在。

希望在於零知識證明等工具,以及新興的“自我主權”身份概念,以及一種更為開放的遏制犯罪監管模式的存在,這種模式不會披露人們的個人身份信息。

但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,用戶採用需要提高;在很大程度上,政策制定者仍然相信它們。

現在,大衛·馬庫斯和他的同伴們別無選擇,只能不停地用嘴來說服各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