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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紐約客》深度報道:以太坊恩仇錄(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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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原載《紐約客》(The New Yorker),原題為“The Prophets of Cryptocurrency Survey the Boom and Bust”,以纖細的筆觸對加密經濟的標桿項目——以太坊——的發展簡史進行了全面回顧。 

和此前我們關註的視角不同,文章側重於理念探討和全景式的發展脈絡展示,不拘泥於具體的技術細節,也不做道德批判,將置評的權利交給讀者本身,是不可多得的好文。

 本文由加密谷獨家編譯,將分為三期刊出,此為第二篇,敬請期待後續更新。

上篇請見:

 獨家 | 《紐約客》深度報道:以太坊恩仇錄(上)

有鑒於此,Zamfir和Buterin在蒙特利爾研究出了另一種方法,叫做PoS。在這個場景中,代幣的持有者成為驗證者,從每筆交易中抽取一小部分傭金。但理論上,你持有的代幣越多,影響力就越大。所以PoW的支持者認為,PoS掌握在有錢人手中。財富分配機制是一個亙古不變的難題。 

2013年,Buterin前往美國聖何塞參加BTC會議。事後他回憶道,他平生第一次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,並意識到,區塊鏈值得自己全情投入。密碼學家Zooko Wilcox回憶過往,當時Buterin對他說:“這是第一種我愛上的事物。幸運的是,它也愛我。” 

Buterin一直保持著寫博客的習慣,每篇文章收取5個BTC。他和羅馬尼亞籍區塊鏈企業家Mihai Alisie一起創辦了著名的“Bitcoin Magazine”。後來,這本刊物成為區塊鏈世界最古老、最權威的信源之一。 

Buterin擅於解釋事物,尤其是對已經有了一定理論基礎的讀者而言。但是,當他在全球各地出席BTC會議時,他開始思考這項技術的局限性,想要拓展數字資產平台的非貨幣用途,設計一個功能全面的瑞士軍刀式的計算體系。 

他設計了一個一勞永逸的版本,一個擁有更廣泛用途、可以兼容更多應用的區塊鏈平台。BTC背後的理念——“世界計算機”就要呼之欲出了。 

上世紀90年代中期,密碼學家、早期密碼朋克成員Nick Szabo創造了“智能合約” 一詞。20年後,這個詞奠定了以太坊的基石。 

“智能合約”是一種無需任何中間人(包括律師、公證人、書記員或仲裁者)就能設定和執行協議條款的機制。合約條款由代碼觸發,規避了特定個體對法律語言的誤讀。他們認為,計算機代碼與“漢謨拉比法典”或美聯儲的法案不同,它更加公正、普適,可以消除(至少是大幅度地降低)主觀因素的不可控性。這為後來的數字貨幣交易、房屋買賣、保險支付甚至在線賭博打下了基礎。 

Szabo更喜歡將智能合約喻為自動售貨機。你通常不需要有人為這台機器作擔保。正如他所描述的:在智能合約的世界裏,如果一個借款人沒有及時還清他的汽車貸款,他的汽車就無法開動。合約條款嵌入代碼,內置到汽車系統中。 

代碼的可靠性將使人們無需再去猜度他人的心思。而在目前這個舊經濟體制下,我們必須花錢,耗費大量的時間和資源,才能換取一點信任。最典型的例子是產權保險。整個行業的存在都是為了證明,賣給你房子的人是信譽良好的房主。不動產和知識產權都是利潤可觀的大生意,但在區塊鏈信徒看來卻並非如此。 

代碼廢除了令人生厭的分歧和溝通成本。Buterin說,“區塊鏈根本的意義在於:提高跨越巨大社會鴻溝的能力,鑄就了信任機制。” 

另外一件事關乎尊嚴:身份。我們的身份以及與之相關的任何數據可能都會帶來潛在的危險。目前,我們的身份信息通常由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體系來維護,由稅務人員、機動車管理部門和警察充當“守門人”,但通過交易歷史、瀏覽習慣和未加密的通訊,在我們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泄露了出去,成為詐騙和斂財的工具。

 在谷歌時代,我們自己的方方面面都發布在互聯網上。在這個層面上,區塊鏈的創新在於“自我主權身份”即:你可以掌控和分發關於自己的信息,由以太網來維護認證。 

在一些更廣闊的空間裏,舊中介幾乎沒有立足之地。信托機器最明顯的受益者是被剝奪公民權的人和沒有銀行戶頭的人。這個群體數量多達十億,他們無法進入任何可靠金融體系。在日常生活中,我們很難理解這類工具的實用性,因為我們普遍依賴花旗銀行、Visa、Venmo和西聯匯款來處理交易。 

在這些強大的金融體系之下,區塊鏈看起來就像一個後台修覆程序,或者一次會計系統的改變,能夠吸引極客和信徒,但不熟悉內情的公眾卻對它不感興趣。 

2013年11月,Buterin寫了一份名為“Cryptoland”的白皮書,提出了一個新的開源分布式計算平台。你可以在這個平台上構建各種智能合約應用程序以及其他代幣。他稱之為以太坊。一個新的時代開啟了。 

“我在維基百科上瀏覽科幻小說的元素列表時,發現了這個名字。”他當時說。“Ether (以太)指的是一種假想的無形介質,可以滲透到宇宙中,允許光傳播。” 

他原本以為經驗豐富的密碼學家會把他的白皮書批得體無完膚。結果,每個讀過的人都被其優雅的文筆和雄心壯志所折服。 

早期的信徒其中有幾位是多倫多的Bitcoiners,他們通過非正式的聚會和Skype群組聊天而結識。其中一位回憶道,“這是一群嚴肅之人的固定通話。” 

2014年1月在邁阿密舉行的北美BTC大會奠定了以太坊的創建基礎。這些“嚴肅之人”決定租下一間海濱別墅。 

經過了一周左右,他們對以太坊有了更全面的認知,並將其稱為Buterin的“空中的計算機”。這群人就是早期的以太坊聯合創始人。其中包括Gavin Wood(英國程序員,後擔任以太坊CTO);Charles Hoskinson(科羅拉多州的程序員,曾短暫擔任項目CEO),還有Anthony Di Iorio(加拿大籍,項目負責人)。 

Di Iorio邀請了時年49歲的多倫多BTC信徒Joseph Lubin參加會議。Lubin嗅出了這次會面意義非凡,邀請了記者Morgen Peck來做見證。 

在線出版物“Backchannel”刊登了Peck捕捉到的故事,配了某天早上她臨時起意抓拍的一張照片。照片中,Buterin在他的筆記本電腦前工作,其他人都在熟睡。

Peck解釋說:“桌子上的煙鬥不是Buterin的。” 

Buterin在邁阿密BTC大會上首次公開了以太坊項目,大受歡迎。19歲時,他從滑鐵盧大學計算機科學專業輟學,把全部時間投入到以太坊項目研發當中。 

“我們當時就意識到,這個項目會一鳴驚人”Hoskinson回憶說。 

每個創始人承擔了不同的角色。擁有華爾街經驗的Lubin是CEO。Lubin告訴我:“這些是我們自己取的愚蠢的頭銜,而頭銜在這個奇異的開源項目中沒有任何意義。”Buterin稱自己為C-3PO。

Lubin認為自己是這個房間裏的成年人,也就是監護人。最終與他發生沖突的Wood卻說:“Lubin想成為《星球大戰》裏絕地武士Obi-Wan Kenobi一樣的導師,但不幸淪為黑武士Darth Vader。” 

在幾個月的工作磨合之後,創始人提出了一套詞匯和概念框架,既可以用通俗的術語來定義以太坊,又可以避免後續的法律糾紛。 

當向公眾出售新的數字資產為項目融資的想法出現時,Lubin和Hoskinson意識到,這可能是一項有風險的事業。 

Lubin說: “我們如果要從BTC新貴手中籌集數千萬美元,就有必要和律師談談如何規避風險,我們可能會被認定為向美國人出售非法證券。”這是一次“符號學”實踐,但可能會牽涉到嚴重的法律後果。 

“在此過程中,我們基本上定義了以太坊和以太是什麽。” Lubin說。“我意識到,我們有一個絕佳的機會向世人解釋以太坊的概念,讓他們接受我們創造的理念。而且看上去已經奏效了。也就是說,我們似乎已經創造了現實。” 

語言就是意識。他們把“以太”定義為一種“加密燃料”,人們用它運行程序並在以太坊系統上存儲數據。在紐約的一次會議上,Wood稱以太坊為“世界中心的計算機”,就像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大型主機,每個人在每個地方都可以使用。 

創始人決定稱以太坊為“世界計算機”,並對最好的運作方式展開了討論。它應該是一個由代幣融資支撐的盈利性實體?還是類似於Ripple背後的風投?或者,它應該是一個具有獨立監管的非盈利性基金會? 

八名創始人給出了不同的見解。一些人傾向於營利性,另一些人則相反。“事情開始變得很糟糕!”Hoskinson回憶道。 

Wood告訴我,“當時,Vitalik被看作能下金蛋的雞,被其他人以物化的方式對待,就像從火星上派來拯救地球的外星人一樣。我對這種做法極為反感。” 

Lubin也坦言,“發生了很多鬧劇,最終事情變得非常覆雜。”簡單來說,包括Wood在內的開發者對這些商人的動機和處事方式持謹慎態度;反之,這些商人又覺得開發者不夠務實,也缺乏賺大錢的欲望。 

最終,創始人們一致通過把決定權交給Buterin。Buterin說:“我無疑是大家最尊重、最信賴的人,甚至超過了他們彼此之間的信任,這真是一件悲哀的事。”

他還表示,他“似乎是這群人中最無害的一個。”“Vitalik很單純,涉世未深。” Dmitry Buterin告訴我。“他必須得經過歷練,才能了解人心險惡。” 

在邁阿密大會六個月之後,整個團隊聚集在瑞士楚格州的一所房子裏。楚格曾經是對沖基金的避稅天堂,現在則被稱為Crypto Valley (加密谷)。 

這是第一次所有的創始人都聚在同一個屋檐下。Buterin在院子裏獨自呆了一段時間,然後,他走過去,告訴Hoskinson和另一位創始人,“你們出局了。” 

之後他宣布,以太坊將作為一家非盈利基金會繼續運營。Wood說:“那是一段糟糕的時光,Vitalik被迫做出這種選擇也很無奈。” 

“那是我向以太坊管理層扔出的為數不多的重磅炸彈之一。” Buterin告訴我。“我強烈地感覺到,以太坊註定要成為面向世界的開源項目,把盈利實體放在中心位置,可能會使其過度中心化。” 

剩下的幾位創始人成立了非營利性的以太坊基金會,總部設在楚格,以便為項目發展提供資助。這是因為,以太坊本身沒有任何根基,在傳統的企業術語中和以太一樣重要。 

在沖突和利益的驅動下,以太坊的創始人們decentralized (分散化)了他們的權力。 

“我們都被風吹散了。”Hoskinson告訴我。最終,他創辦了一家名為IOHK的加密公司和一個名為Cardano的區塊鏈項目。“我現在經營著一家有160名員工的公司,也算是億萬富翁。此時此刻,我一點也不留戀我在以太坊那六個月的時光。” 

一個由智能合約重建的世界會是什麽樣子?想像以下場景:本該聚集著銀行家、律師和會計師的辦公樓如今卻空無一人,颶風肆虐的加勒比無名海島成為加密烏托邦的居住地,草原上的露天谷倉裏堆滿礦機…… 

5月,我參加了在紐約皇後區馬斯佩斯,一個前工業玻璃廠舉行的“空靈峰會” (Ethereal Summit)。會議的選址蘊含深意:新的秩序在廢棄的廠房中建立了起來。 

活動現場的餐車、精釀啤酒、充滿禪意的冥想帳篷,也讓人們分外享受。也許,這就是區塊鏈的生活方式。兩個洗手間並排而立,最初男女通用,但到第一天下午,在沒有權威敦促的情況下,參會者自覺地遵守性別區分原則。 

中央舞台上,知名人士和傳道者進行著各種術語講解,但在其他角落,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展示。其中有一家名為Viant的供應鏈創業公司的演講,他們用區塊鏈追蹤魚群,實現從“誘餌到餐盤”軌跡追溯。播放的視頻裏展示了4月10日在斐濟海域捕獲的一條黃鰭金槍魚在一個月後被制成了生魚片。由於區塊鏈的存在,生魚片的制作過程變得無可爭議,值得信賴。參會人員蜂擁而至,想拿一份免費的生魚片。 

會上還有一場Civil創始人之間的專題討論,主題是“如何在互聯網的沖擊和廣告模式萎靡的雙重挑戰下,利用區塊鏈重塑新聞業”。 

在小磚房外,有一個Cellarius的項目展示,創始人Igor Lilic介紹,Cellarius是發生在2084年,一個超級人工智能被激活後的眾包故事,充滿科幻意味,但同時,它也是一個藝術家和合作者共建的社區,一個開發人員搭建的技術平台。 

“目前這只是一個假設。”Lilic克說。“我們的長期目標是找出新的知識產權經濟模式。”這是一個有價值的目標嗎?我不明白它與分布式賬簿或共識算法有什麽關系,也許只有上帝知道。 

這次峰會的主辦方是ConsenSys,這家公司是Lubin 2014年離開以太坊後在布魯克林創辦的。 

ConsenSys是一個新企業和新項目的孵化器,這些企業和項目也許未來會在以太坊區塊鏈上運行。ConsenSys是以太坊社區最知名的開發者和推廣者。 

DApps是一種分布式應用程序,是產權、身份管理、文檔驗證、商品交易和法律協議的商業基礎。Lubin稱,這是新的分布式經濟基礎設施的雛形。 

ConsenSys的總部設在布什威克的一個布滿塗鴉的工業空間裏。這個選址意在挑戰傳統公司的氛圍,幾乎是炫耀的表達:對數字資產無政府主義的認可。但與此同時,也帶有一絲裝腔作勢,因為,ConsenSys要與傳統企業和政府對接,尋求他們的幫助來建立私人區塊鏈。 

一位和他們一起工作過的朋友說:“他們坐擁數十億美元資產,為什麽要這麽幹?為什麽不像其他企業一樣在曼哈頓買間大辦公室?” 

該公司目前在世界各地擁有一千多名員工。Lubin說,他們從IBM挖來了很多人。一名社區成員說:“他們這麽有錢,所以,想到的策略是把所有資產砸出去看看哪些項目會成功。”但截至目前,好像還沒有看到多少回報。他們可以舉出幾十個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項目,但還沒有一個變成一個殺手級應用。 

據說,Lubin是ETH最大的持有者,估計身家超過10億美元。當然,有些人做了不好的猜測,說他創立ConsenSys是為了提高持有的ETH的價值。 

當我問他這件事是否屬實時,他嗤之以鼻。“如果是真的,這該是一個多麽糟糕的策略!”他說。“比如,我要在一個不存在的生態系統上建立一家公司,我就可以增加ETH的價值。”他接著說:“早期進入加密圈的人是出於哲學理念、政治經濟方面的原因,與他們的個人財富無關。” 

ConsenSys隨即頒布了一項禁止員工談論代幣價格的規定。在ETH和其他代幣一夜之間大幅貶值之後,我去布什威克看Lubin。我問他關於市場跳水的事,他說:“誰在乎?”顯然,加密圈的億萬富翁是毫不在意的。 

對許多參加“空靈峰會”的人來說,現場彌漫著一種福音派式的狂熱。只不過它偽裝成了一種新的技術烏托邦主義的形式,以便與矽谷和Elon Musk的神話區別開來。 

以太坊基金會主任Aya Miyaguchi 對我說:“我們想改變世界,對此抱有真摯的信仰。” 

我第一次見到Lubin是在2017年夏天。當時,他正和他的CMO Amanda Gutterman一起在威廉斯堡吃玉米餅。 

Gutterman說:“我們稱Lubin為white Morpheus。”(編者註:指《黑客帝國》三部曲中的先知和導師角色,由Laurence Fishburne飾演) 

在他眼中,Lubin召集了一個平行現實,在這個世界中,平凡的人也能夠創造奇跡。 

就像Buterin一樣,他拒絕在商業推廣中被塑造成魅力非凡的人,但似乎世人堅信這一點。 

在粉絲的藝術作品中,Buterin經常被描繪成開著蘭博基尼的耶穌。如果說,Buterin是區塊鏈版的彌賽亞,那麽Lubin就是他的聖徒保羅,給予Buterin無限幫助,無論是傳福音,還是處理世俗事務。

事實上,Lubin是以太坊的信徒,但他同時也是企業應用程序的倡導者,倡導在私有鏈上打造實際的商業應用,以便加速傳統世界的淘汰。 

“Lubin 曾因試圖將以太坊推向企業應用而遭到了許多抨擊。”與以太坊合作過的康奈爾大學計算機科學教授Emin Gun Sirer表示。“這個問題有兩面性。一是迎合邊緣的反主流文化,二是必須有人為這些開發者買單。也就是說,要成就這項事業,需要兩類人群:加密朋克和穿著套裝的投資人。” 

Lubin剃著光頭,多倫多口音很純正。在Ethereal大會的一場專題討論中,“The Daily Show”的喜劇演員Ronny Chieng在評價了Lubin的時尚品味(水洗牛仔褲搭配寬松T恤)後,還順帶調侃了他講話時面無表情。 

他說:“你如果面部表情豐富一些的話,會得到更多投資者的青睞。還有,你只會用剛創造出來不到兩年的專業詞匯來解釋一切。” 

Lubin在多倫多長大,父親是牙醫,母親退休前是房地產經紀人。他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電氣工程和計算機科學專業,唯一的業余愛好是打壁球。 

他大學時的室友包括:對沖基金投資者Mike Novogratz(2017年成為華爾街加密熱潮的代表人物)、摔跤手Richard Tavoso(人稱Fudge,他有一本賬簿,記錄了宿舍牌局中誰欠誰的賬)等。 

三十年後,隨著Lubin和Novogratz進入區塊鏈行業的頂端,Fudge的賬簿成為了朋友之間常開的玩笑。 

大學畢業後,Lubin一邊從事人工智能研究,一邊努力成為一名職業的壁球運動員。他的研究領域包括幫助機器人建立神經系統和視覺系統。 

他年輕時就結了婚,生了個兒子,之後離了婚。緊接著,他做了幾年編程工作,又在華爾街上的高盛和Identrus銀行財團工作了一陣子。“那是我學習密碼學的地方。那些日子讓我知道了如何利用密碼學原理編寫軟件。”他說。後來,他開發了一個外匯和證券交易程序,還創立了一只基金,都做得很成功。 

盡管如此,在經歷幾次金融風暴後(特別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秩序重創),早年間對科幻小說和朋克文化的迷戀開始在心頭發酵,讓他產生了一種“末世心態”。比如,他認為“9.11”事件是一樁美國的內部政治陰謀。為此,他曾考慮過在秘魯或厄瓜多爾購買土地,他解釋到:“這是出於恐懼或者匱乏,或者說,是對金融體系崩潰的預期。” 

但最終,他並未付諸行動,而是開始計劃在布魯克林建一個垂直農場。在他明白自己的想法之前,他和一位來自牙買加的模特兼演員成為男女朋友,為此搬到了牙買加首都金斯敦居住,以便幫她開始音樂生涯。 

他們買了一所房子,建了一個錄音棚,錄了一些歌,還做了一些視頻。他說:“然後事情開始變得覆雜,這段故事就結束了。然後,以太坊就發生了。” 

2011年,他在Slashdot上看到了中本聰的白皮書,並開始研究BTC和區塊鏈協議。正是Buterin的白皮書改變了他的一生。“Vitalik Buterin的白皮書是我讀過的最好版本。”Lubin說。 

2014年元旦期間,他在多倫多的一次聚會上遇見了Buterin。我問Lubin感覺如何。“我們只是討論了區塊鏈”,他聳了聳肩。 

當Lubin談到,他所看到的在人類歷史上,第一次有機會在沒有傳統的牧師階層、符文讀者和記賬員、舊祭司等人參與的情況下創造的金融系統時,他的眼睛開始閃閃發亮。不過他也承認,“你肯定需要‘牧師’來建造這些系統”。他口中的“牧師”是指頂級程序員,也就是開發者。 

William Shatner稱數字資產為“網絡勢利小人的貨幣”。意思是,在某些方面,我們將用一個“牧師”來取代之前那個。(未完待續)

 

Nick Paumgarten   作者

DUANNI YI   翻譯

 Sonny Sun   編輯

       Roy   排版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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